今年是上海市工商联建会70周年，我们在【工商史话】专栏推出系列文章，与大家一同追寻百余年来工商业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足迹，并以此向工商界的老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！

 

1911年11月初，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，上海革命党人也在密谋光复起事，商务总会中一些以浙江籍为主，已倾向于民主共和，上海工商注册与革命党人建立联系的议董、会员，认为总会总理陈润夫等对革命反应迟缓，行动不力，仍是与革命党人貌合神离，对清王朝依恋不舍的旧商会。于是，他们脱离商务总会自行集议，提出满清政府已为革命所倾覆，那么遵前清商部章程组织建立的商务总会，及所颁发的印鉴，也已在国民中丧失效力，应予取消。因此，他们议决另设立“上海商务公所”以取而代之。

 

11月28日，他们便召集各行业会所代表集会，正式选举朱葆三为上海商务公所会长，林莲荪、贝润生为公所副会长。随即，上海商务公所就向沪军都督府呈请备案，沪军都督府接受呈文并予以立案，指定位于闸北的铁马路（今河南北路）天后宫(原满清使臣行辕)作为上海商务公所的办公地址。

 

出任上海商务公所会长的朱葆三接任沈缦云，为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，与虞洽卿、朱衡斋、傅筱庵、朱晓南等上海商界人士共36人，组成财政研究会，以作为沪军都督府财政决策的智囊机构，上海商务公所便成了该研究会的所在地，财政研究会中有很多同盟会人士，他们借此沟通沪军都督府与上海工商界的联系，上海商务公所因此而博得了“革命商会”的美誉。

 

上海商务公所另树一帜后，对商务总会大加攻难。首先，它指斥商务总会以年缴会费银300两，才能有资格成为会员的规定，是一种买卖会员资格的行为；其次，指责商务总会对议董的责任和权力完全失察，毫无勤惰绩能的考查和权力制约规章，致使议董大多不称职；第三，严斥商务总会办事拖拉，忙于应酬，使商界对重大事件和建设缺乏应对；第四，就是认为商务总会议事常争而不休，议而不决，已丧失感召力。凡此种种，商务总会已必须废除。

 

以上攻难，说明在上海商务总会内部分歧之深、之久已非一日。当然根源还是在民主、共和理念上的差异，另组商务公所的朱葆三、虞洽卿等人已基本站在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边。以总理陈润夫为代表的商务总会另一些商界人士，还是坚守“在商言商，思不出位”的传统观念，对革命风潮仍持持重的态度，但也为新政权筹募捐款出过力。所以，沪军都督府成立，并没有把它视为敌对力量，采取强制取缔或自行解散的手段。

 

1912年1月1日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，定年号为中华民国元年。孙中山在“南北歇争”和平统一的大局下，又提出发展实业等一系列大政方针，得到了国内各界人民包括商界人士的拥护。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振兴实业的新气象。

 

在这种形势下，上海商务总会表现出了抛弃前嫌、开创新业的气度，率先提出统一上海两个商务机构的主张，公开发表了《并合商务总会、商务公所改良办法意见书》，意见书回顾历史，认为商务总会虽创建于清末，但在国内开维新风气之先，为商人团体之首，而且规模甚大，影响甚远，组织健全，基础稳固；故而吁请商务公所应仍秉持“在商言商，思不出位”的思路，趁中华民国新建，“现届星云复旦、汉土重光、气象一新”的时机，实现两会合并，振刷精神，力图进步，共挽商困。并且还又具体提出了合并的首要步骤为定名、选举和落实经费等重大事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