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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总商会的建立

日期:2021-09-05 / 人气:245

今年是上海市工商联建会70周年,我们在【工商史话】专栏推出系列文章,与大家一同追寻百余年来工商业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足迹,并以此向工商界的老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!
 
1911年11月初,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,上海革命党人也在密谋光复起事,商务总会中一些以浙江籍为主,已倾向于民主共和,上海工商注册与革命党人建立联系的议董、会员,认为总会总理陈润夫等对革命反应迟缓,行动不力,仍是与革命党人貌合神离,对清王朝依恋不舍的旧商会。于是,他们脱离商务总会自行集议,提出满清政府已为革命所倾覆,那么遵前清商部章程组织建立的商务总会,及所颁发的印鉴,也已在国民中丧失效力,应予取消。因此,他们议决另设立“上海商务公所”以取而代之。
 
11月28日,他们便召集各行业会所代表集会,正式选举朱葆三为上海商务公所会长,林莲荪、贝润生为公所副会长。随即,上海商务公所就向沪军都督府呈请备案,沪军都督府接受呈文并予以立案,指定位于闸北的铁马路(今河南北路)天后宫(原满清使臣行辕)作为上海商务公所的办公地址。
 
出任上海商务公所会长的朱葆三接任沈缦云,为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,与虞洽卿、朱衡斋、傅筱庵、朱晓南等上海商界人士共36人,组成财政研究会,以作为沪军都督府财政决策的智囊机构,上海商务公所便成了该研究会的所在地,财政研究会中有很多同盟会人士,他们借此沟通沪军都督府与上海工商界的联系,上海商务公所因此而博得了“革命商会”的美誉。
 
上海商务公所另树一帜后,对商务总会大加攻难。首先,它指斥商务总会以年缴会费银300两,才能有资格成为会员的规定,是一种买卖会员资格的行为;其次,指责商务总会对议董的责任和权力完全失察,毫无勤惰绩能的考查和权力制约规章,致使议董大多不称职;第三,严斥商务总会办事拖拉,忙于应酬,使商界对重大事件和建设缺乏应对;第四,就是认为商务总会议事常争而不休,议而不决,已丧失感召力。凡此种种,商务总会已必须废除。
 
以上攻难,说明在上海商务总会内部分歧之深、之久已非一日。当然根源还是在民主、共和理念上的差异,另组商务公所的朱葆三、虞洽卿等人已基本站在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边。以总理陈润夫为代表的商务总会另一些商界人士,还是坚守“在商言商,思不出位”的传统观念,对革命风潮仍持持重的态度,但也为新政权筹募捐款出过力。所以,沪军都督府成立,并没有把它视为敌对力量,采取强制取缔或自行解散的手段。
 
1912年1月1日,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,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,定年号为中华民国元年。孙中山在“南北歇争”和平统一的大局下,又提出发展实业等一系列大政方针,得到了国内各界人民包括商界人士的拥护。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振兴实业的新气象。
 
在这种形势下,上海商务总会表现出了抛弃前嫌、开创新业的气度,率先提出统一上海两个商务机构的主张,公开发表了《并合商务总会、商务公所改良办法意见书》,意见书回顾历史,认为商务总会虽创建于清末,但在国内开维新风气之先,为商人团体之首,而且规模甚大,影响甚远,组织健全,基础稳固;故而吁请商务公所应仍秉持“在商言商,思不出位”的思路,趁中华民国新建,“现届星云复旦、汉土重光、气象一新”的时机,实现两会合并,振刷精神,力图进步,共挽商困。并且还又具体提出了合并的首要步骤为定名、选举和落实经费等重大事项。